树小北认识光光是因为她丢了一个米奇的钱包。钱包内有她所有的证件和一个月的生活费。树小北是个丢习惯了东西的人。这次奇怪的是她居然在丢钱包的阿怪餐厅贴了张寻物启事的告示，让那个拿了她钱包的人好心把证件拿回来。这象是树小北这种没有脑子的人干的事情，她从来没有想过拿钱包的人送回证件的可操作性。拿回来放哪呢？那张告示的结果是也一直在阿怪吃饭的光光走过来拼命忍着笑说：丢钱包的人就是你啊？树小北的记忆中，光光好像是穿着画了鹰的T恤衫进入她的视野的。后来回忆起来那件T恤是两个人在圣诞节的十全街买的。但是光光就好像一只大鸟一样飞入自己的生活的印象一直在树小北的脑子里奇怪地盘旋。
    树小北觉得自己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可以彻底淹没的人，又加上她是工作了一年以后来到苏州读所谓比较文学的研究生。所以她觉得她可以像一个老人一样盯着阿怪餐厅里的所有男孩子看。光光是唯一一个勇敢回视树小北的人，所以光光走过来说丢钱包的人就是你啊的时候树小北一点都不惊讶。树小北问光光读大几的时候还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但是光光上当了，树小北看着他骄傲地说大三，好像校园里的人没有比他更大的人了。然后他问树小北是不是读大二，树小北说大二已经过去不知道多少年的时候，居然没有把光光吓倒。
    那个时候大三体育系的光光正在练一套自己编的健身操，大约是他们的课程。光光把那套他自己编的健身操称为“大便神功”。看着他卖力地在自己的面前跳他的“大便神功”，树小北的神情有点恍惚，光光很严肃地停下来说：你看你看，人在我面前，心里不知道想谁呢？光光不知道，树小北并不是单纯地想谁，而是想起了一系列类似的美好场景。而眼前的一幕最终也逃不过和它们一样消逝的命运。但是光光严肃的样子使得树小北在那个刹那爱上了这个男孩。在两年以后、甚至两年以内，树小北的同学、表妹、舅舅甚至导师都开或开玩笑或正经地说树小北和光光只是玩玩，树小北无话可说。连自称与自己性格最像的同学陈都说：女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结局的，当初就是玩玩的，伤心什么？树小北会回想起光光在她面前突然停住跳健身操的一幕。他们都没有说错，树小北知道消逝的结局，只是还是忍不住行走在消逝之间。
    光光找工作和后来树小北找工作，两个人都是沉默的。只是有一天，光光忙着找工作回苏州的晚上，在东吴桥上，光光拉着树小北的手忽然说：你说人死了以后，有没有魂的？要是还有魂的话，我就不要去死了。要是死了后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就去死。说完以后，光光自己就笑了，接着说：我回徐州了，那我们树小北怎么办呢？
   树小北想东吴桥大约是那段悄无声息的行走的见证者吧。下雪天，桥上的雪曾经结成了冰，光光让她拉着自己，一路从桥上划过。
（今年浙江省的高半夜凉初透考作文题目，很怪，就像是一场爱情小说的题目，而且还是唯美版的。写下我的答卷。）
   
   

  树小北知道乘541到镇海，不能在涨涧契下，这一站换乘378路会有很多人，要站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但是她忘记了要在聪园路下还是在电影院下才能遇到那个卖烤玉米的手推车摊。树小北迷迷糊糊地在聪园路下了。但是找不到那个卖烤玉米的摊，岂止找不到卖玉米的，她找不到任何一家小超市或者类似的杂货店换零钱乘车，一路的店，就没有一家是卖水卖口香糖卖报纸以及类似的能兑换20块零钱的店。树小北硬是走了一站的路。还真的看到卖烤玉米的摊位。卖烤玉米的外地中年妇女仍然和那个穿得很干净的女乞丐在聊天。树小北知道旁边那个穿的很干净的是女乞丐是因为她上次来这里换车的时候，女乞丐向她伸过来她的白色搪瓷碗。这时她还在跟卖玉米的聊天。树小北要了一个用铁板烤的玉米棒。因为上次她要的也是这个。上次她想铁板烤的不容易凉。上次在这里换车时候是这个暖冬里最像冬天的一天。树小北捂着那个玉米乘回中河路。到中河路的主流美发路口的时候，烤玉米棒在见到那辆车尾号为306的暗红色的车的时候还是热的。树小北后来想汽车尾号可能不是306，306也许只是她一个哥们天天想着要买的标致车的车款。树小北对于数字不敏感但是又特别自负。上次柏树就是在那个路口等他，树小北坐在378路靠窗的由于车胎而高起的那个位置上，手里捂着那个似乎永远都不会冷的烤玉米棒。

  这次她还是买了一根铁板烤的玉米。买的时候，卖玉米的摊主还是和上次一样一边烤一边推着车灵活地避开时时开进人行道的车。在树小北离开的时候那个穿着干净衣服的女乞丐甚至也是和上次一模一样地向她伸出她的洁白的搪瓷碗。树小北接过玉米，跳上378路，听着找来的三个硬币在投币箱里发出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个靠窗的底部凸起的座位空着。树小北蜷在那个位置上以后，开始感受到手里的烤玉米棒的温度，隔着一个透明的薄塑料袋，她可以清晰地摸到在棒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玉米，由于热度，使得它们显得特别温润。正是这种温润的整齐使得树小北在那一瞬间坚定了这是一根有魔法的烤玉米棒的想法。也许它能让自己看到柏树还愿意在主流门前的那个路口等她。378以超乎一辆公交车的速度开着。在离中和路还很远的小港她看见一辆尾号为306的暗红色汽车在车的另外一排窗户飞驰而过。树小北摸了摸手里的玉米棒，温润瞬时到达手间。就像玉米棒里有一个慈祥的老巫婆一样。树小北拨通了柏树的电话：在378上看到你的车了。树小北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给柏树打电话了。她觉得只有像在一条陌生的路上看到他的车之类的事情才能使用这个号码一样。然而电话里传来的不是开车的空气，而是办公室里特别安静的声音：不可能，我在上班，车在停车场。树小北只有不说话挂了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也觉得不可能。天色就在这句话发出去后象一个房间在傍晚拉了窗帘一样迅速变得昏暗。

  树小北想在这个时代里，就算一根有魔法的玉米棒，这也是它魔法的极限了。她拍了拍手里的玉米棒，像是在安慰一个老朋友。

梨树上还没有结出了很多青色的，布满了芝麻点的梨。我顺着梨树爬到了阿娥婆婆的屋顶上。这是个有趣的老太婆，一天到晚在房间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其实不用爬上屋顶就能听到她说话，我从记事起就拥有超强的听力，只要我想听，这个村子里的人在讲什么我都可以听到。爬到屋顶上纯粹是为了好玩。我还没有在屋顶上坐下来，就看见阿娥婆婆从屋子里走出来，骂我。我有时候怀疑这个老太婆虽然平常装出一付什么都听不见的样子，其实也和我一样听得到任何声音。否则我还没有动静她就出来了呢。她骂完我，发现没有什么效果，索性站在梨树下和我说起话来：你下来！你奶奶的病怎么样了？你奶奶身体介好，以前她每天一碰到我就说：阿娥你人太瘦，一阵风就能把你吹倒了。前村的小婆婆碰到你奶奶，你奶奶也问人家：小婆婆，你一餐能吃几碗饭？我每顿都能吃三碗。你奶奶总是说我们三个数她身体最好，最会吃饭，最有力气。她瘪着嘴笑了笑，继续说：你奶奶说在我们三个里面她会死得最晚。
阿娇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树下对她说：她奶奶快死！她奶奶以前碰到我奶奶也是这么说：阿梅，我一天能去田里挑三担的菜，阿梅，我穿针眼都是自己穿的，阿梅，我一顿能吃三碗。她以前看见我奶奶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她自己就快要死啦！
我已经从屋顶爬到树上了，我从树上摘了一把树叶，往阿娇身上扔，我说阿娇我最难看你奶奶了。你奶奶和你妈妈吵架还抓你妈妈的头发，你却还要把你妈妈种出来的最大的西瓜抱到你奶奶家！你奶奶还和我奶奶吵架，阿娇我跟你说你不要跟你奶奶好，我就教你爬树！
阿娇说：你奶奶快要死啦！就跑掉了。阿娥婆婆也走进屋里去了。我又爬上他们家的屋顶狠狠踩了几脚。这回老太婆居然装作没有听见，不出来。这
我站在屋顶上，看到整个村子的外面没有一个人。然后看到太阳越来越大，越来越往我外婆住的那座山后靠。我就慢慢地从梨树上爬下来，在梨树下的洗衣板上坐了一会儿，就往家里跑，我要回家去烧饭。
我经过家门的时候看见海燕跑过我家，还没有跑到我家的门口，老远的就被我奶奶给叫住了：海燕，海燕，你过来，跟婆婆讲一会话。
海燕迟疑着，她更像是被吓住了。
我奶奶还在那里说：你过来，你过来，婆婆用扇子把脸遮住了。婆婆不会把病传给你的。
我看到了她掩在蒲扇后和蒲扇差不多颜色的脸。我想其实奶奶也和我一样听得到村里的人说什么的。否则她怎么知道她的病是要传染给别人的？但是她却天天装着听不见的样子。她大声地喊着海燕，就像她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一样。
我看见海燕像是被鬼吓倒一样站在原地，我也一样。我和海燕几乎都是厚着脸皮地慢慢向自己本来要去的方向走。走过奶奶房间前的操场，我几乎是跑着进灶间的。我也听到海燕以比我更快的速度迅速消失在我家门前的小路上。
我和海燕都能比较坦然地面对这件事情是当这件事情成为村里的弄堂里的笑话之后，大妈婶婶们都说：萍萍你奶奶怎么就那么要说话呢。你不知道她年轻的时候送你姨婆回家，讲着讲着就到你姨婆家了，但是还是没有讲完，你姨婆又把你奶奶送回来。我终于看到海燕如释重负地大笑起来，我也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在大妈婶婶们的面前。
我每天要在天黑以前烧饭。这时候爸爸妈妈都还没有从田里回来，实际上整幢空荡荡的房子里就我和奶奶两个人，她在最前面最东边的厢房里，我在最西边最后面的灶间。最要命的是我还能听到所有我想听到的东西。我听到她晃过我烧饭的灶间的门，我听到她在床上不停地扇着她的蒲扇。我听到冬瓜汤在锅里滚动。然后我要给奶奶送她的晚饭去。我走到灶前，踮起脚，从锅里盛一碗汤，又在另一个锅里盛一碗饭。又拿了一双筷子。当我走到奶奶房前的晒场的时候，她早就拿出了一张凳子，转身又去拿了两个碗，一双筷子，放在凳子上，又拿了一张小竹椅。夏天她总是在露天的晒场上吃饭。我用自己的筷子把饭拨到她的碗里，又把冬瓜汤倒在她的另一个碗里。两个碗碰在一起。我收拾着碗筷，她对我说：我胃口倒还没有倒。
我在旁边看着她吃饭，却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我看见我的姑父从越来越昏暗的村口出现。我看见他手里拎了一瓶药用酒精。我对奶奶说：姑父来了，已经走到村口了。自从知道奶奶是晚期肝腹水之后，作为乡卫生院的赤脚医生的姑父过一段时间就会拎一瓶药用酒精过来。
她嚼饭的声音重了一点，我以为她没有听见又重复了一遍，她还是不说话。姑父重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叫了一声：阿姆，看了一眼奶奶吃饭的方凳，盯着我说：又是冬瓜汤。
阿龙啊，冬瓜汤我也能吃这么一大碗饭。奶奶抬起头来看可一眼姑父。姑父的眼睛避开了，他说：阿姆，我上次带来的酒精用完了没有？
他边说边走进屋子。开始在屋子里洒起酒精来，没一会儿酒精的味道就和夏天晚上的热气混合在一起从屋里散出来。
奶奶对着屋子里的姑父说：阿龙，你带来的酒精消毒呢，我一闻到就好像在医院里一样了。病菌一天比一天少。
我听见姑父在屋子里翻柜子的声音，接着他抱出两瓶几乎没有用过的酒精出来：我前几次带来的你怎么都没有用？
奶奶低下头去只吃饭，嘴里唯唯诺诺地好像说着什么，但是吃饭的动作始终慢慢地，一汤匙一汤匙地把冬瓜汤送进嘴巴里。
爸爸妈妈回来了，妈妈从田里回来，爸爸则多半是以他的一群鸭子为借口，从村里聚赌的地方回来。妈妈看都没有看姑父一眼就走进了灶间。爸爸则走到我们这边来。他递给姑父一支香烟，看了一会奶奶说：
阿姆，你好点了没有。
阿四，我的胃口倒还是很好，但总是想喝水，喝了水还想喝。
天越来越热，厨房里有妈妈拿碗筷的声音。爸爸急急地抽了几口烟，把烟蒂扔在地上，手不停地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最后他说：
阿姆，你口渴就喝水，多喝点水，渴了就喝。萍萍你每天烧锅水，凉在茶壶里。阿姆你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就不会渴了。
阿姆老是口干，恐怕是还有糖尿病。还有也不能老是喝点冬瓜汤。
姑父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听见妈妈在厨房叫我：萍萍！吃饭了！再不吃连冬瓜汤都没有了！我就慢慢地走到厨房去吃饭。过了一会儿，爸爸也过来吃饭了。他放低声音说：你奶奶好像不行了。我看了他一眼说：你小声点，奶奶听到了，她在她房间里哭了。妈妈推了一把我的头说：隔着两层墙呢，你又听得见！但是她还是仔细地靠着墙壁听了一会，然后接着说：怎么生出个你这么爱说谎的小鬼！
“但是刚才姑父说冬瓜汤的时候声音不大，你也听见了的！”妈说没有。从小我就能听到许多他们听不到的东西。但是我总疑心他们也都是听见的。
奶奶果然在第二天就要死了。我们挤在她的房间里，姑父在每个人的手上脸上涂着他的药用酒精。奶奶的眼睛一直看着房间里的角落，不肯闭上。于是他们很有条理的一个一个地把我的堂兄弟姐妹一个一个叫到她面前，她的眼睛还一直张开着。不知道看谁，她吞着姑姑喂给她的饭，但是眼睛却在另外的地方。我看到她一直吞完饭后，嘴巴一直颤抖着，我知道她在说话，但是我却和在场的所有的人一样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记得我的听力就是在那一刻起恢复正常的。

          钥匙

   那个星期天，我的背包的拉链坏了，朋友在电话上说一起去逛街，我匆匆忙忙地从柜子里拉出了一个包，居然带出来一串钥匙。钥匙掉在地板上，在地板的蜡上砸出了一个洞。这是一把很奇怪的钥匙，我好象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确定这不是办公室的钥匙，于是我拿着它试了我们家也就是14号楼404室所有的钥匙孔，包括所有的门和所有的有钥匙的抽屉和箱子。发现没有它打得开的空间。我泄气了，把它扔在阳台的洗衣板上。外面的阳光从阳台的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钥匙在洗衣板上闪烁，摇曳不定。总有一个空间在等待它，这使这块看上去毫不显眼的铁片在这个星期天的阳台上闪烁出一种不一样的姿态。但是就算有一个逝去时代的精灵出现在我的阳台上我也懒得去追究。我带上门，准备去逛街，电话铃又响了，朋友说有事不能陪我去逛街了。我在电话上漫不经心地回答无所谓的时候，那把闪烁的钥匙又出现在我的眼里。

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把我的这个星期天交给那把钥匙。放下电话，我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阳台上，对着洗衣板上的钥匙。在被窗帘挡去一层的阳光里，我开始回忆我曾经熟悉过的每一头门。事情非常顺利，当我开始想起一头头门的具体的形象时，办公室的门和14号楼404的任何一头门都无迹可寻。剩下的是一扇大红色的门，里面被漆成了奶黄色。

我她妈的怎么差不多就把我住过的那个村子给忘了呢？怎么就把爸爸妈妈在我读小学时候辛辛苦苦就早造起来的那幢楼房给忘了呢？我们和那里的所有人搬出来是好象很久了。那里的土地都卖给一个台湾的所谓台塑大王了。于是顺着那把钥匙，我回忆起了那一扇门，大红色的门面，里面是奶黄色的，我甚至记起那个帮我们家的门漆成这个颜色的那个漆匠在漆完这头门后满意地对我爸爸说：等你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我再来帮你们家漆地面。那时候的人家的儿子结婚都把水泥地漆成大红色。我觉得我的记忆到达这一点就虚伪了。但是顺着那头门，整个村子的那几条路就逐渐清晰起来，然后是路旁边的房子，然后是屋前屋后的水稻田，然后是房子上的烟囱，冒出一些温暖的烟：记忆在这里开始被我强行打断，我在星期天的阳台上笑了起来：有的时候记忆真的会变成矫情。很多年来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们就开始用煤气灶。厨房的顶上确实有烟囱，但是很少会有烟从那里冒出来，哪里来的温暖的烟？

那把钥匙在阳台上继续摇曳不定。于是我决定去那个我的家曾经在的地方。我骑着自行车开始出发了。我把那把钥匙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的口袋，骑在车上的时候，我开始唱起了我小时候常常唱起的“外婆的彭湖湾”，奇怪，我一直在找这首歌的旋律，似乎是一直就在嘴边，就是一直唱不出口来。就象是一个喷嚏一直打不出来，已经好几年了。今天居然就那么顺畅地唱出来了，我骑在自行车上未免扬扬得意起来。好象是春天了，春天的阳光照在路边的扬树上，我感觉到装在我的上衣口袋里的那把钥匙在跳动。什么台塑集团什么塑料大王，统统都不成问题，我一定可以找回那一头大红色的门，并打开它，看见它奶黄的里子。那么家门前的那些水稻田一定会从新出现，刚刚插下的水稻会从新在微风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村里的所有的道路都会从新出现，还有路边所有的房子，包括屋顶上的烟囱，烟囱上温暖的烟。我所有的童年会从新出现，在春风初度的路上，我甚至笑出声音来。

我终于来到了我曾经住过的那个村子，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是我的那个曾经的村子，当然面目全非，一条条宽阔坚硬的水泥路旁边是一幢幢坚硬漂亮的厂房，连化工厂特有的那一个个圆形的大铁桶也在阳光下泛着坚硬的光。但是又怎么样？我笑了一笑，我还不是照样能认出这是我原来的村子。他们以为建这么一大批坚硬高大的厂房，铺那么几条水泥地就可以把这里曾经的一切都掩盖去吗？他们以为他们有钱就可以干一切吗？我骑在车上未免有些义愤填膺起来。我在一座厂房的面前停下来，那是因为我听见我口袋里的那把钥匙发出一种声音，那种声音很悦耳，就象是一种金属在阳光下愉快地唱歌。我停下来环视四周，我发现了一棵樟树，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在几分钟后我还是认定那就是以前我们家门口的那一棵樟树。就在那一刻我开始毫不怀疑地相信我口袋里的那把钥匙。我的脑袋里出现的是报纸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台塑大王的照片。我开始对着我头脑里出现的台塑大王的西装笑起来了。

我把那把钥匙从我的口袋里拿出来。我把它放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张开我的手，让它看见阳光，我期盼着它唱出那种声音，那种金属在阳光下唱歌的声音，我期望着在它的歌声中所有的厂房都消失殆尽，我的家就在这样的歌声中从新出现。随之出现的应该还有我家门前的那一片水稻田，田里的水稻苗在微风中荡漾。

但是它沉默了，阳光也并没有使它的颜色象我想象中一样地变得更加明亮或者甚至透明。我有点灰心，但是还是不甘心，于是我就握着那把钥匙在我家的那棵樟树旁的空气里模拟了一次开门。

当我模拟到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的时候，那头大红色的门真的就出现了。当我把钥匙转动的时候，我们家整个的房子全都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整个村子。当然包括我们家门口的那一片水稻田。有温暖的烟从很多灶间的烟囱里面缓缓升起。但是好象有什么不对劲的。对了，烟囱里是不应该有温暖的烟。但是还是不对劲，记得小时候读书有一种题，两副差不多的图画，叫你找出细节上的不同。我象一个做不出作业的小学生一样孤独无助,只能使劲地转动我手里的钥匙，奇怪，钥匙完全可以转动，但是就是开不了门，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熟悉的旋律似乎在嘴边，可是就是唱不出来。这种感觉出现在自己身上好象已经习惯了，但是怎样出现在一头门上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打不开门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到底什么不对劲了：门前的水稻田里明明有风经过，但是那些绿色的水稻却一动都不动。它们在风里就象是

有人画上去的一样；整个村子安静得就象是处在真空里一样；太阳明明在天空里，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阳光的色彩。

我把钥匙拔出来，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在我家的门槛上坐了一回，我开始觉得百无聊赖起来。我想回去了，可是我该怎样回去呢，我像抓住一棵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手里的钥匙。我把那把钥匙撰在手心里，感觉手心里都出汗了，可是那个村子还安然地在我的眼前。我摊开手，开始在阳光下观察这一串钥匙，我把那把钥匙在手心里转了又转我看见它慢慢变得亮起来，几乎要接近苍白了。我看着那一头门站立在那里，忽然之间明白过来这是一串被门遗忘的钥匙，而我却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下午被这样一把被门遗忘的钥匙欺骗，来到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阳光色彩，所有风中的东西都安然不动的曾经度过童年的叫做故乡的地方。

我把那把变得越来越苍白的钥匙丢在地上。钥匙丢在地上的声音就象是指甲在阴天的墙壁上摩擦一样，这个声音却让我愉快起来，脑子里很快闪过弃之如蔽帚的成语。这时我想起了我包里的手机。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家里没人。我就打我爸爸的手机，很快，爸爸就接电话了。他那边嘈杂的象菜市场，有人不时得发出愤怒的但是生气勃勃的骂声，爸爸的声音也同样生气勃勃，他听见我的声音就在手机里喊：“我在九峰小区的那个小店里，这里的粪管爆了，在小店里打牌九的人都淋了一身粪。才交付三个月的商品房呀！”手机里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然后我听见爸爸在手机里骂九峰小区的手机信号，我还听见妈妈在旁边说话，很快爸爸就把电话挂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拨通那个号码，这次我叫我妈听电话，妈妈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急促：她说阿娜你在那里呀，还等不急我回答她就说：我们把房地产公司老板周运良的老婆围起来了，这造得什么楼呀，很多人要去区政府办公室，大家人多一起去，叫他们赔钱。要走了不跟你说了。

我急了，叫了一声妈，她终于停下来问我：你在哪里？我说我在礁契呀，我们住过的地方呀。妈妈在电话里还是很急：去那地方干什么呀？不跟你说了人家都走了。电话变成了盲音。

我只能又打家里的电话，我知道没有人接，但是电话中的都都声让我觉得安全，这样，我似乎能看见14号楼404的客厅，很响的电话声穿过空荡荡的客厅，阳台上放着的那一个电视机的大纸盒因为透过窗帘照过来的阳光变得生动。

我就这样在一个有阳光的星期天的午后，轻易地被一把被门遗忘的钥匙所欺骗。站在我家曾经的那扇门前，我开始想念我开始思念九峰小区的14号楼404室，我甚至想起来的时候看见的某化工厂的烟囱,它的上面冒着生气勃勃的黑烟。

就是14号楼404室阳台上的那个电视机盒和化工厂的烟囱使我在那个不知哪里出错的地方度日如年。